追记我的祖父--革命烈士顿祖刚 原载2010年5月28日《荆州日报》

追记我的祖父——革命烈士顿祖刚

（原载2010年5月28日《荆州日报》）

上海松江一座雕塑公园中，河岸边矗立着一根铜柱，历经风雨，却卓尔不群，看一眼就令人难忘。那是新西兰艺术家斯蒂芬·伍德沃德的作品——《河流的记忆》，铜柱寓意孩子们记录潮涨潮落的标杆，象征考古学家探索古代遗迹的路标。我的祖父顿祖刚，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陵县委暨鄂西特委组织委员，一九二八年被国民党刽子手砍下头颅，抛尸长江。二十六岁的青春韶华在血雨腥风中凝固，从此融铸成滔滔长江边一座青铜立柱，沉默不语，却昂然挺立。

顿祖刚，字振卿，号中山，生于湖北省江陵县白马区一个殷实家庭。家中排行老三，娶妻张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九年的时间里，牺牲的共产党员何止千千万万？比起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牺牲者，顿祖刚是幸运的。两份中共党史文献，记录了我祖父为革命牺牲的史实。第一份文献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周逸群在沙市给周恩来的一封信——《逸群给伍豪（周恩来化名，笔者注）信》，该信简要报告了当年鄂西特委被破坏的情形：“鄂西特委机关在沙市塌台，党组织遭到巨大打击，大学特委书记张计储、秘书长魏亮生、XXXXXXXXX同志十余人均被牺牲，甚至周学先亦被害。” 因当时秘密信件多用药水写成，该信原件已腐烂，造成多处缺字，我祖父的名字已难以辨认。第二份文献是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共鄂西特委关于组织状况的报告》，该报告实为周逸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较为细致地向中央说明了鄂西特委机关在沙市被破坏的原因和经过：“特委第一次沙市机关破坏，系地点太久，且不注意自己的行动，被敌人侦悉，致破获两处，牺牲省委关学生（参），特委张计储、魏亮生，CY特委张光杰，江陵县委彭之任、李兆龙、邓振青（即顿振卿、亦即顿祖刚，笔者注）及工人同志七、八人。” 江陵当地方言un、eng不分，常有人将顿姓误作邓姓。周逸群将“顿振卿”写成了“邓振青”。一九五八年前后，经湖北省有关部门会同沙市市、江陵县相关党组织严格调查证明，周逸群报告中的邓振青就是顿振卿、亦即我的祖父顿祖刚。江陵县人民政府一九五八年颁发了顿祖刚的革命烈士证书。

顿祖刚牺牲时尚无子嗣，生前留下遗言：请长兄将长子过继至其名下为嗣。顿祖刚牺牲五年后，顿祖刚长兄顿祖凯得子顿德枝，按烈士遗愿，过继至顿祖刚名下为嗣，我因此成为顿祖刚嗣孙。民政部一九八四年换发的革命烈士证书正文是：“顿祖刚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烈士证书侧页有简单记录：“鄂烈字第006292号，顿祖刚，1902年生，1923年参加革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沙市被捕，杀害于沙市红门路，牺牲时职务为‘边委组织委员’（‘边委’应为‘特委’或‘鄂西边区特委’，笔者注），1958年江陵县人民政府批准顿祖刚为革命烈士”，证书接受人为顿祖刚之子顿德枝。侧页还有一栏内容：“已发抚恤金140元。”

设在沙市的鄂西特委机关被破坏，导致多位党的早期干部牺牲。也许因为这一历史事件年代较早，也许在党的历史上属于地方性事件，目前研究成果不多。随着家乡老人相继离世，这一事件的面貌已越来越难以还原。原湖北省江陵县委党史办主任孔干成同志撰写的《设在沙市的鄂西特委遭敌人破坏的具体时间的考证》一文，确定鄂西特委机关被破坏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农历三月二十。在中共党史中，也有人称这一事件为“五·九事件”。原湖北省汉阳县政协常委郑桓武同志在《张计储、魏亮生殉难记》一文中写道:“中共鄂西特委在沙市四海春酒楼秘密召开会议，会议由张计储、魏亮生主持”。特委机关被侦悉的直接原因是“特委交通被鄂中清乡司令侦缉大队长严某（鄂中清乡司令严敬的侄儿）所诱叛，事先严某已知道了开会的地点”。“参加会议的二十五位领导成员，先后步入四海春酒楼时，已陷于侦缉队的包围之中，及至严敬鸣笛行动时，所有与会人员措手不及，全部落入魔手”。郑桓武同志明确指出捕杀鄂西特委机关负责人的元凶是当时隶属新桂系的国民党第十八军二师师长、鄂中清乡司令严敬。“侦缉大队和军法处妄想用‘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的酷吏迫供伎俩，对张、魏等二十五名革命烈士施以酷刑，以致个个皮开肉绽，断腿折肢，但没有一人屈服在酷刑之下，也没有任何供词。”“未及一月，严敬奉‘湖北全省清乡督办公署’的命令，在沙市杀害了中共鄂西特委领导人张计储、魏亮生等二十五人”，指出烈士牺牲的日期大约为一九二八年五月底、六月初。在某地方网站介绍“名人”严敬时有这样的内容：“1928年5月，主持捕杀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张计储等25人”，抗日战争时期曾拒绝在日伪政府任职，后官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1949年后加入民革，曾担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